用费老先生自己的话说，《乡土中国》一书应是他的第二期工作的成果之一。第一期，他的工作的重心在于实践研究，书中后记里也提到了民国二十四年，夏，他和前妻王女士同道广西瑶山研究当地瑶民生活......写成《花篮瑶社会组织》，此后陆续还有许多社会学领域的名篇巨著。而他的第二期的重心在于分析“社会的结构”的通论层次。
个人对社会学的专业知识接触的不多，但毕竟是学法的，很自然地就把法学的知识融入到读书的过程中。而埃希利就认为，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或法律科学或司法判决，而在于社会。我想，也确实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法律作为一种规范，仅是社会规范诸多形式中的一种而已。而社会学的研究为理解法律的本质，提供了许多的真知灼见。
曾今看过一些关于中国宪政、法制的书，让我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，从清朝末年算起，到今也有百年，但中国在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后，国人对宪法的感情，以及法制的现状，与西方相比依旧多有遗憾，于是，我想以个人浅陋的水平试着去发掘这背后的原因。恰好，最近再次阅读《乡土中国》这本书时，觉得有点启发，便记下来。
一、传统乡土社会背景的深刻影响（以乡土中国观点为证）
中国的传统社会时一个稳定的以小农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。
正如费老先生说的，任何一个时代，一个国家，都不可能只有单一的一种社会格局形式。但。其中必有一种格局是主要的。中国传统社会中，也有市、镇，但其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很小，而农村的农业人口始终占多数，于是我们把目光自然先转向农村。
书中提到的，由于农业生产、灌溉工程、安全保卫、土地继承等等原因，形成了乡土社会中，相对封闭的村落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村与村之间的相对的封闭、孤立与隔膜。人们在区域间接触少，生活隔离，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。一个人一辈子，或者一家人的世世代代，他们的生活被囿在了土地上。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死于斯。者让乡土社会中的人们相比城镇或者西方更安土重迁。
传统的乡土社会中的“己”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个以“己”为中心的向外扩展的同心圆（差序格局）。
作者把它比作“水波纹”，十分恰当。这是一种可以向外扩展，又可以向内收缩，既可以对内又伤外有可以对外而伤内的灵活的差序格局。
顺着作者的比喻，我们发现站在圆心的“己”与不同的他人间的距离有差别，这时候，“己”与不同的他人间的冷热亲疏就自然产生了。在这样的格局中，人们要遵守水纹的伦理（人伦），要攀关系讲交情，有意无意地做出些“己”与“非己”的相对的变动。
这与西方的“团体格局”差别甚大。
传统乡土社会中以道德维系着私人关系。
乡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下，“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，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”，所以从己向外推时，路线不同，方式也不同，表现就更不同。所以儒家讲究“父父子子，君君臣臣”，而自然地，人们感情上有冷热亲疏之变，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情；对同一个人，不同的时候也有不同的感情。
二、现代宪政法制的基础以及宪政在我国的发育
现代宪政、法制史西方国家在“政治国家”和“公民社会”分离、互动的基础上产生的。是西方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前后，人民在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过程中，提出了对国家权力分享的要求。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，才形成了一套相对理性的规则。
这些，正是发生在西方的，一捆捆的稻草似的“团体格局”背景之下，人人平等的传统之中的。在这样的传统社会中，才有卢梭对宪法的这样的理解——“这种法律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；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，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心里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...当其他法律衰老或消灭的时候，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，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，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。我是说风尚、习俗，尤其是舆论。”是的，西方宪政法制国家的宪政史告诉我们这样一点，一部宪法，只有融入了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，才能被铭刻在公民的心里。
于是当我们回首百年前时，不难发现，当宪政，法制思想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华大门后，尤其是在戊戌之后，宪政成为了政客、军阀们让自己的权力合法化的工具和装饰，从《钦定宪法大纲》到后来的《猪仔宪法》再到《中华民国宪法》乃至......形式主义的宪法缺少的就是哺育它的历史传统和社会风俗习惯，又哪里能体现什么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？
三、后话
在我国，传统的自然经济、中央集权、以及传统乡土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家、国一体的社会心理、文化传统，让专制主义根深蒂固。本该由“政治国家”和“公民社会”二元构成的社会构架中，让国家吞并了公民社会，形成国家利益至上的单维格局。
但是，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，在今日中国社会已经不可和费老先生成书的当年同日而语，多少年来，不可否认，“农村城市化”、“农民工进城”、“义务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”等等，不仅打破了城乡的绝对二元，也打破了乡土社会中的熟人社会的状态。
我想，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，城市化的推进，科教事业的发展，中产阶级的壮大，还有其他一系列因素，中国的公民社会即将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。在民主和法制的天平上，公民社会以自己理性的市民意识，个体理念等等增加自己的分量，直至可以与政治国家维持平衡。并形成一套理性的规则，一个理性的机制，并以法制保障这个平衡。
